让“点单生活”更绿一点

　　掏出手机下单、店家接单制作、快递小哥配送，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吃上一顿美食变得如此简单。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下厨房”的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的频率越来越高。

　　来自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外卖用户量高达3.58亿，外卖市场突破2400亿元。而最新一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的数据指出，至2019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增加到4.21亿，较2018年底增长1516万，占网民整体的49.3%。

　　数字背后意味着，全国每天送出的外卖超过千万份，伴随而来的，还有难以计数的外卖垃圾。

　　◎垃圾分类新政倒逼外卖“瘦身”

　　而在上海，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却意外激发了一种减少外卖垃圾产生的新动力。

　　继“你是什么垃圾？”这句灵魂拷问后，为了减轻垃圾分类的负担，上海人点外卖也有了新套路。

　　在上海开始强制垃圾分类后，“饿了么”平台于7月1日推出“推荐无需餐具”功能。上海用户下单时，平台将不再默认提供餐具，而是需要用户主动确认餐具数量。

　　据“饿了么”平台提供的数据，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后的第一周，无需餐具的订单量环比增长204%，备注“垃圾分类”的订单达到了4193单。

　　更让人玩味的是，有关“汤少一点”这个备注，在一周时间里被超过1000人写在订单里。要知道，以前汤没喝完，大不了就是丢垃圾的时候分量重一点，现在如果喝不完，可是整整多了几个步骤：首先要把汤沥干，再把汤里没吃完的食材丢进湿垃圾桶，接着处理外卖盒。

　　由于外卖餐盒和剩菜剩饭分别属于干垃圾和湿垃圾，而且餐盒在扔之前还需清洗擦拭干净，不少上海市民表示，垃圾分类和扔垃圾的时间比吃外卖的时间还要长。

　　尽管上海的努力小有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因为包含剩饭剩菜、沾上油污，其实大多数的外卖垃圾都难以回收再利用。而外卖平台仅仅在餐具上“下功夫”，也稍显“势单力薄”。外卖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对一次性餐具的刚性需求，即使用户养成“自备餐具”的习惯，也不能直接减少餐盒的使用，毕竟与餐盒相比，餐具在外卖垃圾中仅占1/8。

　　◎外卖过度包装“来势凶猛”

　　居民小区或者写字楼前，每到饭点，总能看到外卖骑手忙碌的身影。他们行色匆匆，快步小跑，无暇顾及其他，一心只想在指定的时间内，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达顾客手里。

　　在北京市双井一小区，记者与一位外卖骑手攀谈起来。

　　只见他手里提着3份外卖，从外包装上看，有纸袋也有塑料袋。而粗略数数，包装袋里的外卖盒也有四五个。

　　“基本上每份外卖都有两个以上的餐盒，到了夏天，人们点单多，餐盒就更多了。”这位骑手说。

　　当记者问起外卖包装的变化时，外卖骑手琢磨了一下说道：“只是觉得夏天，外卖里汤汤水水多了，每盒外卖包裹的塑料膜挺多的。”

　　看似一份简单的外卖，附加的物品却越来越多。除了基本的纸质、塑料包装外，一次性餐具、牙签、纸巾是标配；为了保温会有锡纸盒，防洒溢会缠多层塑料薄膜；此外，奶茶一类的饮品，还会自带纸质底托等。

　　为了防止洒漏、餐具不足被顾客投诉，商家大多会选择无差别地过度包装、赠送餐具，这无形中助长了“外卖垃圾”的泛滥。

　　当中国的外卖用户达到3.58亿，无疑预示着海量垃圾源源不断产生。有环保公司调查显示，写字楼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外卖垃圾的重量比例至少占40%，有的甚至达到50%，体积占比能达到60%~70%。

　　眼下，尽管还有餐饮店别出心裁，以砂锅、瓷盘等材质的包装来提醒消费者循环利用，但这些“奢华”的包装似乎并不能逆转外卖垃圾的大势。

　　◎全社会发力破解垃圾围城困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外卖行业正在重塑都市人群的消费习惯，而产生的塑料污染问题却远超个人能力解决范围。唯有政府、外卖平台、餐饮企业、广大消费者联合行动起来，才有望改善并解决外卖餐盒带来的环境难题。

　　实现外卖垃圾源头减量化，需要强化外卖企业的规范与监督。因此，不乏有业内人士建议，对企业科研进行资金补贴，对可降解产品减免税收，逐步降低现有可降解材料的成本，逐步推动其普及。

　　记者也了解到，美团外卖在2017年即启动了“青山计划”，从前端的餐具减量与包装升级、后端的回收与循环利用以及环保公益3方面，广泛征集合作伙伴。计划到2020年，携手100家以上外卖包装合作伙伴，寻求新的包装解决方案，尽可能地减少塑料外卖餐盒的废弃。

　　目前，“青山计划”也已在全国开展包括社区、学校、写字楼、餐饮门店等场所在内的200多个外卖餐盒回收试点，尝试外卖餐盒上门回收模式、校园卡分类积分激励体系等。

　　外卖平台在积极探寻行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网络中，也有一种声音呼吁，对外卖包装材料资源化、减量化进行刚性约束，谁污染谁治理，直接在外卖中增收垃圾处理的相关费用，让商家、平台、消费者同步埋单。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痛感”，来减少消费量；加大“有餐具”与“无餐具”的佣金差距，刺激商家主动引导消费者；进一步鼓励资源再生企业，做好外卖垃圾的回收研究与处理。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所言，应坚定地实施强制源头分类政策，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制，激励污染者减少废弃物产出，同时用资源回收收入弥补垃圾管理社会成本。

　　一方面，我们看到，外卖行业在中国的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商家和用户对于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不断加重城市垃圾处理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对物流行业和包装行业来说，回收再利用成本波动较大、技术瓶颈短期难以克服、行业自治及绿色监管联盟等尚在探索中等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

　　正因如此，国家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更不能缺位。政府和监管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法规，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产品和一次性餐具，鼓励创新“绿色包装”。对生产新型环保餐具的生产企业，使用易降解或可回收利用外卖餐具的商家，实行税收优惠、减免等政策等。

　　除了政策支持，相关部门还要加强监管、严格执法。上海在这方面就做出表率，依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餐饮服务提供者或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归根结底，外卖垃圾减量化不能靠“独行侠”，需要全社会发力、全链条治理，让“点单生活”更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