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岱珊原想着搞淮河污染调查做一年、两年，做完之后再做什么都不耽误，可是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几年。他越深入发现的问题越多，却已经没法做一个旁观者，洒脱的把问题丢给社会和政府。他的那位做镇长的同学倪安民，面对提着污染的水来投诉的乡亲，情急之际竟依他们要求，喝了污染的水。霍岱珊眼看着没拦住。这一幕经过了十几年仍在他的印象里难以磨灭。躺在病床上时，这位镇长说：“我已经不行了，但是我支持你。你是我们本乡本土的记者，你不替我们说话，谁替我们说话？”

　　淮河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有大小支流近500条，孕育两岸1亿5000万人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干流形成的污染带长达70公里，造成损失上亿元。迄今为止，政府的淮河治理行动已近二十年。淮河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为加速工业化支付巨大代价的典型写照。

　　霍岱珊儿时在这淮河里游水捉鱼，而后淮河污染了，孩子们不但不敢近水，河边的学校教室里，学生们竟要戴着口罩上课。一个不愿带口罩的孩子告诉霍岱珊，他被熏得难受时，就用铅笔盒里的香味橡皮堵在鼻子上。霍岱珊拍下了一张照片，正是课堂上戴口罩的孩子，还获了奖。但要救这些孩子，这还不够。

　　2008年5月12日，一个叫王慧美的6岁女孩上了手术台。她是霍岱珊建立的环保组织“淮河卫士”募捐帮助的第一例先天心脏病患儿。水污染不仅带来了癌症高发，新生儿缺陷率也在上升。霍岱珊曾在一个村子发现8个患先天心脏病的孩子。现在“淮河卫士”已经救助了29名儿童，王慧美也已经健康的升入初中，她的父母不再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盖起了500平米的大房。

　　从九十年代末颇具悲情色彩的独闯淮河，到今天“淮河卫士”上千人的志愿者网络，系统化的监测网，霍岱珊看到个人英雄式的战术并不实际。只有唤起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公众的深度参与，包括引导企业的参与，才能找到出路。“莲花模式”就是变对抗为对话的极好例子，此时，“淮河卫士”已走出了以对抗和揭露为主要行动的初级阶段。

　　企业也在转变。已经有4家企业开始学“莲花模式”，公示排放信息。2008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与淮河卫士连线报道《从莲花模式到中国模式》，代表着中国主流媒体对“莲花模式”有了一个确定的说法。因监督淮河污染而生发出的“莲花模式”，为民间组织与企业长期对立对抗的传统状态提出了有价值的路径和方法。民间组织在做公众监督的同时，若是能把被监督方发展为公众参与的一份子，会比长期对抗更有意义。

　　但霍岱珊期盼政府给公众参与更多空间。作为一个身处一线的、行动型的NGO，“淮河卫士”仍期待地方政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包括购买NGO服务。最近，在一个工作站上，志愿者追查偷采树种的人时坠崖受了重伤，霍岱珊还在想办法为他们筹款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