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终期考核不合格将扣减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更影响组织部门干部考评。”这一被认为是史上最严大气环境考核制度首次将空气质量全面纳入中国地方领导干部考核。“降雾霾”有望成为中国官员政绩考核的新风向。

　　日前，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提出对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考核指标、终期考核实施质量改善绩效“一票否决”。这也意味着，在考量哪些官员获得升迁，哪些官员落选时，PM2.5下降比例是一个“硬杠杠”。

　　根据考核办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将成为考核“重中之重”。其他地区则采用PM10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作为指标。广受关注的落后产能淘汰、新能源汽车推广、秸秆焚烧等热点指标也均被列入考察范畴。

　　“这标志着我国最严格大气环境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的正式确立。”环保部副部长翟青接受采访时表示，新规明确，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以各地区细颗粒物(PM2.5)、或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作为考核指标。

　　一直以来，对官员考核制度指标的设置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政绩观的导向。在中国，官员晋升与GDP之间的相关性在过去十几年中已形成了强大惯性。

　　“尽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逐渐从‘唯GDP论英雄’的论调中走出来，但更多的地方愿意在辖区内完成高经济增长数据而获得考核上的优异表现。”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如今把PM2.5纳入官员考核，可以视作是中国政府寄希望于政绩考核的“新风”能根治困扰中国多个地区的雾霾。

　　环保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部分地区每年出现霾的天数已超过100天，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而中国气象局在去年、今年发布两次雾霾橙色警报，一些地方PM2.5达到了350甚至400以上。

　　“根本无法呼吸，时常觉得丧子里有异物堵塞。”一轮又一轮的雾霾天让刚到北京的“海归”汪悦又匆匆赶回加拿大家中躲避。

　　“一些地方干部推脱是自然界的因素。但事实上，雾霾形成跟人的因素脱不了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在2014上海论坛上说。

　　在秦大河看来，中国城市雾霾的形成有三类原因，一是燃煤燃料，二汽车尾气，三是各种自然界和其他小料排放，包括扬尘。

　　事实上，此次“最严新规”出台以前，不少地方版“雾霾考核办法”已经出现。上海市在2012年提出，健全污染减排指标分解和跟踪考核机制。浙江省去年明确，将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结果作为当地领导班子绩效评级的重要依据，与建设项目审批、财政资金奖惩挂钩。

　　“把PM2.5纳入政府考核是一种进步。地方政府还得让市民感受到空气质量的变化，数据监测要更公平透明。”杭州市民王先生说。

　　记者从环保部门获悉，新规有望在2014年度陆续落地。“目前省级环保部门尚在筹备这一工作，地市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杭州市环保局大气办负责人说。

　　“除了考核办法，还有法律和管理的完善。雾霾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在更广范围的‘跨界’。”秦大河说。

　　一些环境专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降低雾霾不仅要借助“考核市长”，高污染产能行业、以及地区间协同依然不可或缺。

　　“种种迹象表明，雾霾问题已不是纯粹的科学或技术问题所能解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新规折射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管理和经营，以及部分经济行业领域，在雾霾治理中都不能“缺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在公开的会议讲话中试图化解民众对污染问题的担忧。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再不计代价地片面追求GDP增长。而这个“最严新规”的落地也恰恰说明了中国政府将把雾霾的规范化治理作为其环境治理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