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0月7日至11日、10月17日至20日两轮雾霾天气过程后，京津冀地区遭受到本月第三次雾霾侵袭。中央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23日至25日，京津冀地区等地有中至重度霾。还有报道说，25日，吉林省长春市出现重霾；广东省雾霾也进一步加重，当天省内11个市县发布雾霾黄色预警。

　　又一轮雾霾袭来，“应急响应”启动，秸秆焚烧屡屡成为雾霾主要成因。有数据表明，今年秸秆火点比往年少了一半，可为什么雾霾仍然这么厉害？

　　专家：解决雾霾根本途径是减排

　　每到秋冬，雾霾必至，这几乎已成近年来的“常态”。秸秆焚烧往往被认为是这个季节雾霾肆虐的“元凶”之一，农田的滚滚浓烟和城里的呛鼻气味，引发众多市民“吐槽”。

　　近日环保部发布数据称，9月份，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统计结果和各地报告的现场巡查检查结果，17省(区、市)未发现秸秆焚烧火点，而其他13省(区、市)共监测到火点206个，较2013年同比减少226个，降幅高达52.3%。

　　卫星定位、定点督查、发现即拘、降幅明显，可雾霾仍然如期而至。“公众的抗霾意识有待提高，而有关部门的监管方式也需更精准。”

　　多地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每到收获季节，禁烧秸秆几乎成了“头等大事”，通报着火点、处罚环保官员和基层干部、“围追堵截”农民违规焚烧，几乎是想尽办法。这折射出一些地方在处理这个难题上，已经缺乏引导的耐心。

　　针对雾霾天气的形成是否和秸秆焚烧有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秸秆焚烧产生的烟雾通过平流作用，客观上会对京津冀地区雾霾的加重起到助推作用，但秸秆焚烧并不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污染排放和天气因素的共同作用是霾形成和加重的原因，解决霾污染的根本途径在于减排。”

　　应急形式大于内容

　　“单打独斗”问题突出

　　禁烧秸秆、关停并转、限行限号……每到雾霾“常态”，治理方案“一箩筐”，但治理仍需要“等靠熬”。记者调查发现，即便是防霾的应急措施，各地在操作过程中仍有诸多“尴尬”，目前的治霾也很难在短期内见效，更难让公众满意。

　　环保部近日针对上次京津冀地区雾霾的督查结果显示，虽然相关城市均按要求开展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但仍然有不少问题：一些地区应急工作形式大于内容，难以满足应急要求；应急机制不顺畅，个别地方政府在应急工作开展和部门联动上无实质性举措；机动车限行等部分涉及民生的应急措施难以完全落实；应急响应迟缓滞后；应急预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与现实需求脱钩。

　　这反映出地方政府部门在应急工作上的难作为甚至不作为，而多位环保系统人士也向记者坦言，总体来说，当前的治污、治霾尚处于“有心无力”状态，各地的应对和治理能力与形势要求还不够匹配，导致“只能抓重点，哪个有事抓哪个”。

　　北方一城市环保部门负责人说，当地污染天气预警处于起步阶段，累积数据还不满一年，精确性有待提高，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和监测预警平台建设等工作，也远未达到实际需求。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健说，因涉及范围广，协调程序多、社会影响大，“应急响应慢”也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发生过环保部门提出执行应急措施，但最终未能执行的‘尴尬’。”环保人士马军说，大规模应急措施对政府部门的执行能力、协作能力是巨大的考验。

　　治霾不是短跑

　　不能“见三天蓝天就把任务抛脑后”

　　APEC会议将于下月初在北京举行。据环保部门介绍，为了APEC能够顺利召开，北京将按照奥运会标准，保障空气质量。会议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和山东等六省市每天都要开展联合视频会商，分别就各自近日的大气条件、空气质量监测及预报进行汇报协商。

　　目前，北京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在40%以上，周边5省市减排30%以上。北京市环保局说，APEC会议期间，如遇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可进一步扩大工地停工、工业减排等污染控制范围。另外，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可结合实际实行弹性上下班。

　　重霾来了，紧急应对；重大活动，紧急防霾；被点名了，紧急行动。新华社评论说，当前更需要强化的是长期意识，不能“见三天蓝天就把治霾的长期任务忘在脑后”。

　　必须承认，雾霾的常态化，雾霾治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多地打响治理雾霾攻坚战。北京市聚焦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细化提出了84项重点任务；河北开始压缩炼铁和炼钢产能；上海会同江苏、浙江及有关部委筹建“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辽宁省对空气质量超标的城市开出“雾霾罚单”……

　　“我国的大气污染既有因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伦敦型大气污染，又有因交通原因造成的洛杉矶型大气污染，源头多样，呈复合型。”江苏省环保厅总工程师刘建琳说，大气污染治理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不断改进治理方式。

　　“治霾是一项系统工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既要有政策支持，加强低碳发展的顶层设计，构建大气整治目标考核体系；又要有法律保障，强化空气污染研究和排放标准的法律制定，严惩环保指标执行不力的单位；还要有产业调整，对淘汰范围的设施坚决关停，倒逼落后产能将排放量控制在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