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4月8日讯 启动品牌训练营、征集确定品牌LOGO、编写品牌评价规范……去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浙江制造’品牌”的发展战略后,“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工作迈出了铿锵步伐。
4月3日,首届“浙江制造”品牌与质量创新研讨会暨第一期“浙江制造”品牌培育训练营闭营式,在杭州举行,研讨会由省质监局主办、浙江大学质量管理研究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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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浙江制造”品牌培育训练营为积极探讨“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工作、推动“浙江制造”品牌企业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浙江制造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
研讨会上,省质监局副局长纪圣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等就政府推进“浙江制造”品牌建设的理念与方法、打造“浙江制造”品牌对浙江制造业发展的现实意义等话题进行了高端对话。
同时,“浙江制造品牌培育网”和“浙江制造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正式开通。该网站和微信服务平台开通后,将定期发布“浙江制造”官方新闻、动态信息等全方位内容,为“浙江制造”企业以及社会公众提供“浙江制造”相关服务和帮助。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
企业不要“量体裁衣”,要看到“后发优势”
在吴晓波看来,“浙江制造”这个集体的品牌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他说:“我们在全球的制造网络中,争得了我们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低成本的做法。但是低成本是不是就意味着低质量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吴晓波觉得,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质量的重要性,提高质量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都有共识,但是怎么样正确地去做事,要再下很多的苦功。
他向大家介绍了华为ITV体系的改造过程。华为四大业务流程里面,ITV整个的改造,整整花了六年,产品线才上去,然后用了八年,管理系统基本形成,又用了十年的时间提高管理系统,领先全球,“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接力,却让我们看到了后发优势。”
什么是后发优势?吴晓波解释,就是虽然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前面还要有更好的标杆,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学习更好的标杆,把标杆融入到我们的企业中。
所以,他想提醒各位企业家,不要做“量体裁衣”的事情。“在质量管理上,如果你‘量体裁衣’,你想裁出什么样的衣服?一个是你现在的‘体’并不是那种真正一流的‘体’,你不以一流的标准去裁你的衣服,那你后面的竞争就危险了。所以说,要按照一流的标杆来裁衣、做管理系统,提升管理水平。”
吴晓波认为,如果先进的标准进来了,企业就应该放心大胆地去学习,而不是以种种理由退缩。
另外,吴晓波说,质量的提升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流程问题,更是一个从企业的经营哲学到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愿景和使命落地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落地”的过程如何去对接,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浙江制造”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从整体去着手,是一个持续建设的过程。
菲达环保公司董事长舒英钢:
标杆是“浙江制造”的核心,企业要追踪第一目标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留存一方蓝天碧水的呼声也成为浙江人的共鸣,“浙江制造”也要迎接环境保护的“大考”。
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从事电除尘器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目前,其电除尘器出口30个国家和地区,占印度电除尘器市场的30%、占土耳其市场的50%。
舒英钢说,他问过日本的朋友,日本PM2.5的标准值是多少?朋友说日本的标准是30微克/立方米,但是他们实际的控制标准是5微克/立方米、甚至更小。那这个“5微克”的标准是怎么产生的,朋友告诉他,“5微克”是周围的居民提出来的,政府的标准不管用。
舒英钢表示,作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的企业,在确定企业目标的时候,他们就明确追踪第一目标。2007年,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批准三年以后,国家发改委给他们立项,叫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能力建设项目。
当时,他们申报的2007年题目就是“针对PM2.5的菲达环保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能力建设项目”,2011年、2012年,国家发改委跟省发改委来验收,专家一下子都呆住了,问舒英钢为什么在2007年就会提到PM2.5。
舒英钢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们从事环境治理、浮沉装备的制造企业,知道粉尘当中,PM2.5对人体危害最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PM2.5的概念。”
在大家越来越关注PM2.5的时候,菲达环保公司已经有了技术。“我们的实验室就针对PM2.5,把小的PM2.5颗粒集聚成大颗粒,放进除尘器里面就除掉了。”
“所以,‘浙江制造’的核心就是标杆。”舒英钢说,“除了标杆,还要用技术创新来做突破,用管理创新来做保证,最终能不能取得实效,要看看我们的决心有多大。”
省质监局副局长纪圣麟:
政府要“放”,标准要“高”,认证要“公”
到底什么是“浙江制造”?“我们把它定义为代表浙江制造业先进水平的区域形象标识。‘浙江制造’的工作设计理念是明确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应用。”省质监局副局长纪圣麟用三句话解释了怎么来构建制度,那就是:“政府要‘放’,标准要‘高’,认证要‘公’。”
这三句话中,最核心的就是明确了政府在打造“浙江制造”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府实际上就是搭舞台,具体在培育和整个确认过程中,政府都不是站在第一线的,所以,政府的角色就是一个‘放’字。”纪圣麟说。
以往在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政策上,设置了许多评奖内容,各种品牌都有,但是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取消掉或者被市场淘汰掉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原来在整个品牌奖励的体系中,全由政府包办,是经不起市场检验的。”纪圣麟说。
不过,纪圣麟强调,政府在主导质量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要有所体现。因为纵观全世界许多高端的区域公共品牌标准体系中,包括德国制造、美国制造、瑞士制造等等,实际上都是经历过一个从低到高的形成过程,这当中核心是靠市场组织的。但是在这背后,都离不开政府推动的影子。
但这个政府推动不是在一线推动,所以在整个“浙江制造”品牌体系设计之初就要明确,政府是引导作用,就是体现了一种“放”字。
而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标准引领的前提下,由企业主导,社会第三方确认。这就涉及到两方面,标准和认证。
任何高质量的背后都是高标准。标准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引领,第二个是限制。在标准的采用上,作为一个高品质的企业或者高端品牌来讲,采取最高的标准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所以,在“浙江制造”制度设计当中,就要求在标准采用上一定要体现“高”字,企业采用的标准在国内来讲必须是最优、最高的,在国际上必须是一流的。
而在认证方面,大家可能担心,“浙江制造”的标准,由社会第三方来认证,公正性怎么样?
整个“浙江制造”在认证环节设计上,就要明确围绕“公”字来设计认证的程序。如果要进行认证,必须要加入认证联盟,这个联盟必须通过竞争产生,优进劣出,对具体的认证程序、手段等等各项内容,都要进行严格的规定和管理,当然还需要政府的监管。
“理想非常远大,需要通过一寸一寸的行动去具体实践,整个‘浙江制造’现在应该讲开端是好的,我们希望通过政府部门,通过行业组织和认证机构,然后通过企业,三个方面共同努力,使‘浙江制造’品牌最终能够打响、打好。”纪圣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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