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推动国家环境教育立法媒体交流会上，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官员、专家参加了国家环境教育立法的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府参事包景岭，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分别在两会期间递交了相关的议案、提案或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并颁布《环境教育法》，用立法的形式确立环境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推动全民环境教育工作。

　　与会代表认为，相比空气、土壤的立法，环境教育立法是更重要、最基本的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府参事、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包景岭在环境教育立法代表委员交流会上就环境教育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府参事、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包景岭

　　他认为环境教育立法比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工作更重要，更基础，“缺少环境教育，没有环境伦理的提升，其他环境相关的法律也很难真正执行到位。2015年中国出台的《立法法》把立法权下放到设区的市，地级层面也可以进行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

　　“环境问题是个长期问题、也是全民问题，环境科学科目繁多、内容庞杂，由于教育的缺失，我国民众总体而言环境知识缺乏，环境意识亟待提高，价值体系尚未形成，日常行为亟需规范，环境保护技术能力仍需提升。这都需要通过科学、系统、长期、全面的教育得以实现。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有一部国家层面的环境教育法对全国环境教育的开展进行规定和指导。”王麒在发言中说。

　　天津市环保宣教中心主任郝未宁

　　天津市环保宣教中心主任郝未宁介绍说，天津市人大在2012年已经通过了《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他对于条例的出台和实际实施效果给予了充分认可，表示“天津环境教育条例没有国家层面的环境教育法律护佑，体会到孤军奋斗、势单力薄的尴尬。从《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出台过程和实施效果看，国家层面的环境教育立法尤为关键。不敢说环境教育立法比其他污染防治立法更为重要和紧迫，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和紧迫。如果说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是治病救火的话，环境教育法就是保健和防火。”

　　“现在，很多人看山就想开矿，见水就想修电站，这是工业文明留下的，而我们现在需要建设的是生态文明，唯有立法才能提供科学制度性保障。”致公党四川省委法制建设委员会主任尤刚表示。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翟勇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翟勇说，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在本届人大立法规划中，环境立法的占比最高，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承担了14部法律的制定工作，环境教育立法的排位暂时让位于与大气污染、核安全、土壤污染防治、循环经济等法律,但社会各界环境教育立法的呼声为环境教育法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成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SEE前副会长万捷

　　万捷委员提出，“我们应该尽快制定环境教育法，把公众环境教育作为一项投入少、收益高、可持续的环境治理工具，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6年前，环保还是一个很弱势的声音，靠着各界不懈推动，垃圾分类实施，大气监测入法等已经变成国策，如果国家立法层面需要排队，不妨在地方立法上先做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

　　“环境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教育决定意识。如果父母乱扔垃圾，孩子也会乱扔；如果父母把垃圾分类好，孩子也会有样学样。这就是教育的作用。”专门研究环境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在发言中提到，并建议环境教育法应该在环境教育人才的培养、环境教育合作机制等方面有相应规定。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

　　知名环保NGO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认为，“环境教育不能只是课堂教学，立法要有前瞻性，是全民的、整体的教育。”并对环境教育立法前景充满期待，“环境教育立法，大家已经共同努力了几年，还会坚持下去，把它送入立法计划。”

　　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主任说，在美国，环境教育法的诞生要早于美国环保局的设立。在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行动和意识还有差距。举个例子，大家都谈“垃圾围城”，但在解决垃圾分类问题上，很少有城市能做好。尽管新《环保法》里有涉及环境教育的条款，但与一部专门法作用和影响力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2011年，环保部宣教中心就协助人大代表提交了环境教育立法的相关议案，近几年，围绕环境教育立法，我们做了大量基础调研和立法推动工作”，贾峰说，“如今，环境教育的地方立法已先行一步。宁夏、天津、洛阳、南京、哈尔滨等地已相继出台环境教育法规和政府文件。环境教育已成社会普遍共识，正是建立一部国家层面专门法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