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杭州良渚古城外围发现的水利系统被专家称为“世界最早水坝”和“水利文明史”最早的说法，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和考证，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昨天，他在《中国水利报》上发表文章提出，5000年前的良渚水利系统是堤塘围垦的一种，“良渚水坝”属于“大越治水”的一部分，浓缩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之中。

　　“水坝”的说法应予以修正

　　“‘水坝’的概念应该予以修正，良渚堤塘的主要功能是围垦保护。”邱志荣说，今年3月中旬杭州多家媒体报道说，杭州良渚遗址有新发现，专家经考证后称其是世界最早的“水坝”，但对于“水坝”的说法他不认同。邱志荣说，水坝是单一的挡水功能，而良渚堤塘是多功能的，既有挡水又有围垦保护作用。

　　通过大量的资料考证，邱志荣说，良渚文化遗址所处地区，从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海侵，发生了剧烈变迁。海侵发展变化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上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水利工程。目前发现的良渚水坝，就区域位置看可分为三部分：高坝(上坝)堤塘、低坝(下坝)堤塘和古城城墙堤塘。

　　“高坝”主要起蓄淡、灌溉和聚落保护作用。“低坝”严格意义上是围成垦区的堤塘(把它叫做最早海塘或许会更恰当些)，主要功能为挡潮拒咸、蓄淡灌溉，保护坝内的人民生活、生产安全，需水量是有限的。而良渚古城(莫角山)位于“低坝”以下，此城墙也有着防洪、挡潮的作用。

　　“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钱塘江两岸，当时绍兴也有类似功能的堤塘。”邱志荣说，越王勾践在平原海侵之后为了防潮蓄水而在山会平原东部兴建“富中大塘”，其垦区内有约6万亩农田，其外还有山阴古水道；绍兴会稽山以北的山麓之地也发现了诸如位于兰亭、南池、坡塘的古越更早时期的古塘等；越国都城也经历了在南部山地嶕岘大城到山麓地带平阳再到勾践到平原建都城的过程。

　　“良渚文明”应同属“大越治水”

　　除了水利设施考证，“良渚新发现”还挑战了“大禹治水”的文明史。有报道称，“新发现”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中国水利史的开卷也将从“大禹治水”提前到“良渚文明”。

　　“应该说，‘大禹治水’和‘良渚文明’都应该是‘大越治水’的一部分，是吴越民族治水史的重要新发现。”邱志荣说，当时的海侵对聚落发展有很大影响。卷转虫海侵使钱塘江两岸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渐进性破坏，环境开始变得恶劣，越部族生存的土地面积大量缩减，此前生活繁衍于平原上(诸如跨湖桥遗址、河姆渡文化等)的越族人民纷纷迁移。陈桥驿先生认为当时的越族分4批迁徙，其中有一批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丘陵区的越人，以后成为句吴的一族，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创造者。其时“人民山居”，良渚人主要住在山丘上，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生活。

　　至海退时，“良渚地区是一种丘陵、孤丘和湖沼的自然环境”，人们开始渐进式地由山丘向山麓地带开发发展。其部族的活动中心先后依次由山地向山麓、平原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适应新的自然环境，逐步以稻作农业代替渔猎采集。之后苕溪古河道东南出受阻，改东北出穿越良渚之地，使这里的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水灾增多，这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水利调整过程，也必定影响良渚人的生存与发展。

　　邱志荣说，先秦时期“大越”的概念范围很大，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都在不同时期有涉及，都曾是“大越民族”。他认为，大禹是中华民族上古时期的治水英雄传说和象征，大禹治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治水史，也应该浓缩了良渚时期治水部分。